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
在一九五三年，我近十八岁的时候，中国政府命各藏族地区的领导人物前往成都观摩学习。在这时候，四川嘉绒地区已由共产党管理，但藏人对政府及政策所知不多。我是大藏寺地区的精神领袖，自然也被邀请往成都学习，同行的有双亲（家父当时成为了政协代表）、舅舅等六、七个人。其它地区上的领袖、旧社会中的富人及具影响力的人物，全都在被邀之列，包括原嘉绒藏区的土司(地方领主)。 在当年春季，我家一行六、七个人骑马前往成都。路上除了汶川县有一个客店外，其它晚上都是在路上扎帐蓬而休息。一路上的风景很不错，沿途有大片的竹林(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多次回乡，在同一条路上却没见一根竹子)。这次的观摩学习，名义上我们是被邀请参加的贵宾，但我们心明白，实在上我们并无自行决定参加与否的自由。一路上，天性豁达的我尚有心情欣赏风景，父亲却是连日来失眠，对前途及自身安全很是担心。 在较接近成都的地方，我们到达了可行车的公路。官方派了大货车迎接由各地而来的参加者。我们被送上大货车的车仓部份，人挨人地站，双手必须紧抓车边以防被抛离车外。这条公路当年十分崎岖(这是我多年后的观点。在当年，我根本未见过其它公路，所以无从比较)，沿途又多次碰上塌方及滚石流等凶险，又因为所有人都是初次乘车，同车的老人家都十分害怕，但我却只感到新奇，尚可说是乐在其中。 整个会议历时十五天，约有三百多个来自青海、果洛及嘉绒等藏区的重要人物参加。官方安排我们入住成都的民族招待所，楼高两层，外有花园，记忆中似是三个人一间房。在这十五天中，政府安排我们参观火车站、飞机场、寺院及刑场等，行程颇为紧密。在初次见到火车时，我觉得极为新奇，但火车的气笛声却令耳朵很不舒服。对初次见到的飞机，照说我应该是同样好奇，但记忆中当时我却反应不太雀跃。在参观解放后的佛教寺院时，官方安排我们前往一座成都的藏传佛教寺院，寺僧一再向我们重复宣传：「解放后宗教信仰自由，与以前的日子相比，只会更好！」。当时我在成都街上看到不少精美佛像，这些都是在各寺院被封后被丢弃或偷出的佛像。本来值一千元的精工佛像，此时只卖几块钱，我当时也请购了两尊。在参观刑场的一天，我坚决不愿出席，后来听说其它参观者被安排观看五、六十人同时被枪决的「盛况」。在开会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记忆中当天有一位极高地位的苏联领导人也参加了庆典。在庆典上，除了连日来多次看过的歌舞娱乐外，也有烟花表演及阅军仪式。我记得当时我一面惊叹这些高科技军备，一面也怀疑人类花这么多心血及资源制造毁灭人类自己的凶器之逻辑性。 在这十五天中，官方一再要求我们天天洗澡及洗脚，或许是认为我们落后民族十分肮脏吧！每天早上，饭堂桌上会预早放好了五碟小菜，稀饭、馒头及面条则在厨房中多少任取。午餐及晚餐，大致也是差不多。这些食物，猜想在当时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在每一次用餐中，我都注意到好些来自果洛及青海游牧藏区的同桌者不懂用筷子，所以他们吃得很笨拙。我们嘉绒区的领主用筷子十分灵活。我则由于自少习惯汉人的文化，也不致出甚么洋相。在其中一餐，桌上有蛇或某种鳝类菜式，我见到后吐了一大场。 会期中的每天早上及下午，全体都要参与观摩活动。在一方面，政府希望透过观摩学习，令我们知道现代化的进步及了解共产思想，以藉我们影响各自地区的百姓。在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两周中却在我们各自的家乡中大力推行反阶级思想教育，要求民众认同共产主义、反对旧势力及思想。我当时只是一个年青的僧人，对政治一向并无一点兴趣，十分乐于做一个普通的和尚。故此，我对这些活动既不反对，也并不热切认同，所以对开会交流自然不太热衷。有一天，我与父亲在开会时间前散步，我提议自行往市中心看一看，但父亲却不太敢自行活动，最后只无奈地同意。父亲很担心我们认不了路回头，但我却多番保证自己的辨向能力，怎知在走了二十分钟后，我便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在最后找到回招待所时，当天的交流会早已结束，官方领导对我们两父子很生气，不留情面地提醒我们到成都学习的目的。那一次后，我学聪明了，每次上街闲逛都带红线，凡在转弯的时候便在路边的水喉绑上一条标记，自此便天天逛街，并未被政府官员再次发现我偷走出外的情况。在另外一次交流晚会中，气氛有点异样，全体又在会前被命低头沉默了几分钟。原来当天斯大林逝世，全体必须默哀纪念(在当时，我自然不太感到一个苏联人的逝世与我们这群藏族乡下人有甚么关系)。 会议结束前的一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转折点。我自十七岁以来，早有往尚未被解放的拉萨学法之意。依大藏寺的传统，僧人中凡有学习能力的，都要往拉萨色拉寺或甘丹寺学法进修。我身为寺院的法台，去色拉寺学习进修是很自然的路向。在十七岁时，我虽然已出家住大藏寺中好几年了，父母却一直仍不舍得我离乡别井，一直以来只嘱我等待至较年长时才往拉萨入学。在成都会议结束前的一晚，我与家人在房中作了一番长谈。我再次提出要往拉萨学法的心愿，但父母却说：「你从少娇生惯养，而且现在还年轻，对外面的世界你完全不了解，而且人又长得笨，最好还是先好好考虑一下！」，母亲更是哭成泪人，多番挽留。其实当时我内心也挣扎得很厉害，心中犹豫不决地想：「现在的政治形势中，恐怕未必能留在大藏寺继续过僧人的生活，去拉萨却也是前途难测，如何是好呢？」。最后我才痛下决心地说：「往拉萨固然是命运不可预知，但在现在政治变动中留在大藏寺学法似乎却是绝不可能的了，我看还是去闯一闯看吧！」，然后一家人整晚都在互拥痛哭，最后舅舅答应亲自送我到色拉寺。 在离开成都的早上，我们一家向政府官员表示欲往峨嵋山朝圣，官员也并无阻挠之意。在成都的近郊雅安，我与父母到照相馆拍了我生平第一张照片，这也是我今生中与父母唯一的合照。在拍照后，爸妈必须上车向峨嵋山方向进发，我与舅舅便在路边告别他们。家母哭说：「你虽看似有小聪明，事实上却是村中最笨的小孩！从今你要学懂提防别人，不要随便相信人。钱要省用，好好保管。这年头，为了钱连亲人也会害你呀！」。告别时，大家都心知以政治情况发展来看，此生恐怕不会再见上一面。我并没有说甚么话，只懂得流眼泪。母亲在此时早已泪如雨下，父亲却强忍，不发一言便急步走上了车中，留下我与舅舅两个人无言地站在公路旁。在这时，我心知今生中难再见到父母（后来他们在文革中被隔离，父亲所受的批斗尚不算太坏，母亲却受尽折磨，骨折多处，两人最后在八十年代病逝。当时因政治局势，我无法回乡送别。大藏寺则在我离开后不久的日子中遭殃，僧人被逼还俗及回乡劳动，寺院被完全毁灭）。 我的舅舅比我年长五、六岁左右，人比较聪敏，又能说多少汉语，而且比我来说是较富「江湖经验」的。在藏族文化中，舅舅与外甥是极为亲密的亲戚关系，所以他便负上了照顾我前往拉萨的任务，同时他也想在到达拉萨后才决定自己的去留(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绝大部份人都不知何去何从，只抱见一步就走一步的心态)。 就这样，我与舅舅便开始往拉萨行进。我们带少许食物、一些开会期间获派的汉成药及少许黄金，我自己又有一百枚藏区通行的银币(这种银币称为「袁大头」，是民国初年时所发行的货币。在当时，这种铸上袁世凯容貌的银币在拉萨及好一些藏区通行，但在共产党势力范圈内则绝不可公开使用，人们多只偷藏备用)，除此之外别无其它财物。我们走了一段路后，便在一个驿站住下来，本欲等待看有没有可乘载的便车。在等了一周之后，我便豪气万丈大地向舅舅说：「学僧往拉萨求学，依传统应是步行前往的，我们倒不如徒步前进吧！你看好不好？」，舅舅在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两人便开始靠太阳辨向，背驮木造的行李架，一路往西行走。 在走了只几天后，我便开始后悔当初豪情地建议徒步上路的决定，但此时我们已是骑虎难下了，只可硬头皮继续走下去。在习惯了每天走行长途后，难受的感觉方开始减弱。有好几次，我因为负荷太重而欲丢弃那一百枚袁大头银币。这绝不是因为我有甚么清高的气节，而只是因为它们的确太重及我自幼家境富裕而从未捱过贫困的原因而已。舅舅是见过一下世面的人，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我的决定，结果是我们协议轮流把这些银币带在身上。一路上，我们有时入住驿站，有时在荒野中席地而睡，的确捱了不少从未受过的大苦。 在行走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来到二郎山。要往拉萨行进，必须先越过这座高山。由于不懂山路，我们花了几近一周才沿大路抵达山顶。一路上细雨不停，辛苦难忍。我们饮的是冰川水，睡的是冰冷的露地（有时会帐蓬），但沿途风光倒是很不错，能见到麝鹿及多种禽鸟。这条路上在古代有很多山贼横行，但在我们经过时的年代，山贼早被共军消灭了，所以我们一路上都相安无事。 在抵达二郎山顶时，我的双脚已是磨烂多处，我前往拉萨的决心曾一度动摇，兴起了改道返乡的念头，但最终还是重新鼓励自己继续初衷上路。 在下山时，我们踫到了好心的当地居民指点，沿山边快捷方式下山，没多久就到了二郎山的另一面山脚了。 在翻越二郎山不久后，我们两次遇上了边防军人。第一次是在过桥的时候，守桥军人见到我襟上佩带纪念成都开会的毛主席佩章，便质问我：「你们既然是政府的贵宾，为甚么不是乘坐官方的客车前来？」，舅舅以汉语回答说：「祖国的风光山明水秀，我们舅甥二人特别要求官方让我们徒步，好看一看祖国的大好山水，让我们回乡后也好向同乡介绍祖国之伟大。」，军官对这个答复显得很满意，便让我们顺利过关。在两天后，我们又碰上另一个边防军人。这个军人把我们的背包打开了，仔细搜查包中的财物，尤其是对我用来供护法的供皿甚表怀疑，眼看就要把我们扣押的了。舅舅不愧为脑筋灵活的「老江湖」，他施施然地取出了一张毛主席照片在地上竖好，又把供护法用的茶供皿放在照片的前面示范说：「我们藏族以前封建迷信，习惯在佛像前供奉茶水以表敬意。现在我们思想搞通了，不再弄那一套玩意了。我们现在天天在毛主席前供上一杯茶，以表达我们的感恩。天天不忘毛主席！」，军官的态度马上从严峻冷漠变为亲切及感动，口中连连说：「好！好！这个好！」，不但答应放行，还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的值班室中招待饮茶。在过了这一个关卡后，我们便算是到了当时尚未为共军驻守的藏区地带。 在行至康定前的一晚，我们入住一间小客栈，房中连床铺也不供应。舅舅不知从哪为我张罗到一块肮脏床垫。我看床垫颇为肮脏，但人在路上也无法期望甚么了，只好委屈地睡在其上。当晚，我发了整晚的怪梦，梦到空中飞来了轰炸机，放下了无数毒虫，毒虫直往我身上叮。在翌晨一觉醒来，我猛然发现全身长了很多红点，痛不欲生，寸步难行，想来是床垫肮脏所致的。舅舅扶我一步一步地勉强行走，到了康定便住上了三、四天，顺道朝礼当地一间由大藏寺祖师阿旺札巴所建的安觉寺，但病况丝毫没有消退的迹像。这时候，我们遇上了一批正要前往甘孜的商旅，便向他们租了一匹马，我忍痛骑马随队行进，舅舅仍是徒步，在一周后到了塔公，我们又住上了二十天养病。塔公有一座萨迦派寺院，内供一尊被视为与拉萨大昭寺释迦像无异的神圣佛像，所以我们去参拜了。在这地方，我们听说山上有一位性情古怪的宁玛派隐士，当地百姓都劝我上山求他加持。由于早听说隐士脾气古怪，又常常放狗咬欲来访的人，我便叫舅舅走在前面，不良于行的我跟在后面。在恶狗真的冲上来攻击时，舅舅在惊慌中却忘了手中持有手杖，反而用衣袖猛挥，举止惊惶失措，很是笨拙。老隐士在见到舅舅的可笑动作后，被逗得大笑，便把狗叫回，乐意在他在雪地中扎的白帐蓬中接见我们两舅甥。这位隐士叫做「萨喀喇嘛」，他只穿很少衣服，长有长长的白胡子，活像画中的「寿星公」。他对我说：「你的家乡情况不太妙了！你既决意往拉萨求学，便要打定不回头的决心！在拉萨你大可放心地学习七、八年，我也会常常为你向三宝祈求加被！」，同时又送赠一本他的证道歌集及一些钱给我作盘川。我向隐士追问外公之转世（当时我家中的新弟弟被确认为外公转世再来，亦即第七世祈竹仁宝哲，没多久前他新入大藏寺登座）未来前途，他说：「你别想他了！这个转世并不会有甚么『未来』！」。舅舅又向隐士说了我身上红疹的病况，隐士随手往墙上抓了一把墙土，嘱我晚上涂在身上。我当时心中很感奇怪，心想：「我这次往拉萨求学，起码也要住上十年以上，为甚么隐士断言我只可留七、八年呢？」，但我并没说甚么便告辞下山了。这位隐士的确是有神通的人。在涂了他在墙上随手拈来的墙灰后一天，我身上的红点全不见了，而且健步如飞，犹如不曾患病一样。在多年后，老隐士的预言也一一应验了。我在拉萨住近八年后，共军便控制了拉萨，我在拉萨求学的生涯便告终结。至于外公的新转世，也真的没活了多久便圆寂了。 在别过老隐士后，我又随商旅徒步前行。在二十天后我们到了炉霍的一间格律派寺院，住上了十多天。在此寺时，我们身上的食物已用完，我与舅舅便只好硬头皮，在行经的村落中挨户行乞。僧人向居士家庭化缘，其实本为佛教传统。佛教的本师释迦牟尼生为太子，在出家后也与众僧人弟子一样逐家逐户地化缘乞食。在泰国等国家，僧人至今仍然是每天上街化缘乞食的。这种传统其实有很多意义，对专心修行的僧侣有莫大的助缘，也可令施主积集福德。当时我们舅甥二人虽吃完了随身口粮，但其实却仍有现金。我们行乞的原因有一半是为体验一下化缘的滋味，想试一下乞食的生涯。另一半原因是，由远地往拉萨求法的学僧，的确一向有沿途化缘的传统。但当时的我，自幼家境富裕，出家后虽然表面上过普通僧人的生活，但终究还是一寺之法台，从未向人乞求过些甚么。同时又因我当时对佛法的修行及理解尚浅，总抛不过世俗面子的包袱，所以当时心中很觉委屈，与舅舅互相推搪埋怨了一番，最后还是被迫地向陌生人化缘。我们自创了行乞的口号，口中喊：「吉祥！吉祥！请给一点糌巴！唵玛呢啤咪吽！」第一次化缘时，我们只乞得约三公斤的糌巴粉。在这一次后，我们沿途多次无奈地化缘，心中很不是滋味，但也总算捱过关了。在现在想来，其实作为一个佛教僧人，即使不能天天学佛陀般沿门化缘，若能在一生中起码曾效法原始佛教的这种传统一、两次，也是甚具意义的一回事。在西藏，虽然并没有像泰国僧侣每日排班沿门化缘的习俗，但历史上一直也有僧俗二众在往远方朝圣时一步一拜、沿途化缘的传统。西藏人基本上是全民信佛，对僧人及发心一步一拜往远方朝圣的信众，一般都十分乐意积极布施。在我们上路的六百年前，我们的祖师宗喀巴便是沿路化缘，背一个背包，走差不多的路徒步去拉萨求法的。 在我们舅甥二人一面化缘、一面上路中，我们终于跨越了嘉绒地带（炉霍在当年属嘉绒区之边境），往甘孜步进。往甘孜的路上，途经一座高山，山上有不少盗贼。商旅命我们小心行进，但我其实没甚么可怕的，因为我身上的钱财根本不多。为了安抚害怕的同行人，我为他们诵念了寂天大师著作《入菩萨行论》中之偈句「普于一切旅行者，所至诸方皆安乐，随其有所进行事，不假劬劳皆成办」。结果我们并未遇上盗匪，只遇上一些脸部流血及手脚受损的遭劫旅客。 在甘孜，商旅为我们安排了甘孜寺中的一房暂往，以等待及物色由甘孜往拉萨的商旅供我们随行。在甘孜的一个月中，我遇到了一位哲蚌寺的老「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身份)，向他求得了《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口传。这一部经我在大藏寺时已开始每日念诵，从未间断一天，但在这之前我并未求得该经的口耳传承。在求得传承后，我当然仍保持每天念诵该经的习惯，乃至后来被判劳改、坐牢及在印度重病垂危时亦未尝中断一天，至今算来已有五十多年了。此外，当时著名之大师色拉寺志院洛桑旺（Serje gaen Losang Wangchuk）当时正在甘孜寺说法，我便随法师学了两天。法师说的是康巴方言，所以我根本听不懂开示。当时法师讲授的是《上师会供仪轨》，这是我在大藏寺时已能背诵的。在法师讲及仪轨之原文时，我听得懂他是在说哪一段。但在他作解释时，我马上便茫然若失，一点也听不明白。但由于在闻法时之小息时间中，寺院提供茶饮，我还是很高兴（当时我们两舅甥与乞丐的心态已差不远了）！ 在甘孜，我们住了共一个月，期间十分愉快，也并没遭遇太大的困境。 没多久后，我们碰上了一队来自同乡的六个人，整批人又跟上了一队往拉萨前行的商旅。西藏地区地大人少，有不少地带极为凶险，互相不认识的人结伴同行是常见的情况。一路上大家通常同时行进，多多少少会互相帮助解难，但因江湖凶险，大家也不见得会推心置腹。在这种安排下，个别小队只可跟大队商旅，对行走路线及行止时间并无发言权，总只是在商队拔营出发时便跟、商队停扎时便也跟扎营休息。如果自己因病或因事落后了，便只可找安全地方等待下一队商旅经过时才跟同行，或冒险地一边前行、一边留意物色找其它商队靠挂。 在这段路上，我和舅舅买了一匹啡黑毛色的老马，由马驮食物及行李。这一程路横越游牧地带，途中不见村落农庄。由这前往拉萨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横跨无人地带之路，一条是偏北路，最后一条是北路。我们走的是偏北路，大概是现今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之间的路线。这所说的「路」，不过是指一个大概的方向而已，其中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可走，只是朝一个方向、一步一步地行进而已。 这段路走得十分艰苦，我们一共花了整个月才到了昌都附近之类乌齐山，亦即由成都到拉萨的半途点。 在这有一座萨迦派寺院。它与西藏中部的萨迦寺，是供存了西藏寺院中最多藏经的二寺。我们参访了这座寺院，并弯腰在它的藏经架下走过多遍，同时口诵忏罪百字明咒。这是西藏人朝礼佛经的习惯。在这一天，我丢失了家母给我的手帕。这条手帕是我藉以怀念家母的唯一物品。失去它后的多天中，我都耿耿于怀，犹如失去了母亲一般。 由昌都类乌齐上路，又是整个月地行走崎岖的山路。由于缺粮的原因，在这个月中，我的肚子没有一天是满的。在肚饿上路的时候，舅舅的话特别多。他总是在盘算当天如果是在故乡，算日子应该便是到某人的家中诵经的日子，而那位居士通常又会供养哪一种食品︰︰︰等等。就这样，舅舅天天一面上路、一面幻想在故乡某居士家中的食品，天天如是！ 在这段路上，有一天我的鞋子穿烂了，便只好以布包脚行走。这样做只顶得一阵子，布便又穿烂了，一路上我的脚走得破烂不堪。在忍痛走路时，我一直诵念宗喀巴赞及玛哈卡那赞，心中想故往历代祖师求法之艰苦。这样地想令我的痛苦在感觉上减轻了不少。 在徒步行走了近一个月后，我们才走出了游牧区，穿越了那曲地区而到了当雄，拉萨是指日可达了。这时候，老马因连日行走已变得体衰力弱，又因年老脱牙而吃不下草，终于因疲累及饥饿过度而跑不动了。大家都向我说：「你这匹马是不行了，你让牠自生自灭吧！」，但我坚决不忍，便只好落后大队、半逼半诱地拖马慢步行走。每天早上，我会提早出发，一人一马慢慢向北行走。没多久后，大队便会越过我们，到深夜大队早已呼呼入睡时，我们才能赶到扎营地点。这样地过了一星期后，老马最终还是在某一天的下午倒下了。这匹马很有灵性，显得自知死期不远，对我流眼泪，我陪了牠良久而不论怎样拉也拉不动牠，最后我只好放弃牠了。我走了几步后回头看，牠又站起来了。我奔回头时，牠又再度倒下。我就这样来回在荒漠中奔了好多遍，也哭陪了牠良久，但最后只好无奈地上路，把牠留在荒野中等死。在我后来的日子中，大半生算来也有遇上不少生离死别，但当年与这匹老马曾共患难之无奈哭别的一幕，至今却仍历历在目，一直忘记不了。 一路上，我们每天一直只限制自己吃用少量食物，我已半年来未曾尝到食饱的感觉了。舅舅身体不太强壮，食量却不小，所以一直以来我坚持由我保管粮袋，否则即使是沿途化缘，也早已粮尽了。在抵达与拉萨只隔一山之距的地方时，商旅便与我们分路走了，这一天我与舅舅所余的食物刚刚吃完。这时适逢收割季节，地上有一些由农民收割的箩中漏丢的豆粮，我与舅舅当天只好拾豆而充饥。 在行至位于拉萨市边沿的色拉寺东面后山时，天早已入黑，举头只见天上繁星点点。这座山很是古怪，当地人都说山上有毒性，令人头痛不适。我当时不知道有这种说法，但的确感到头痛难堪，眼见一块大石上有凹位，内有很多碎布可供作被褥用，便与舅舅商量先在大石上睡上一晚、翌晨才进城。这块大石原来是色拉寺后山的天葬场，但当时我自然并不知道，只想好好睡一觉、待第二天头痛好了才入城。舅舅见我实在捱不过去了，便只好同意我的决定。 在刚躺下来不久后，附近传来人声，我们便连忙追上去问路。人声来自八个僧人。他们正在摸黑赶路，又在天葬场遇到了我们舅甥，心想我们不知是盗贼还是鬼怪，所以都显得十分害怕。一问之下，我在听到他们的身份后当场楞了，原来这八位僧人竟全是大藏寺多年前远赴色拉寺求学的僧人。当年的拉萨市，我猜想少说也应有几十万人口。在色拉寺中，僧人数目约为八千之多，其中原属大藏寺的学僧却只有二、三十个左右。色拉寺僧人一向又鲜有在入黑后在后山走动的。但在这时刻，偏偏有这几位与我同乡、同寺的僧人碰巧因事耽误了回寺时间，只好摸黑赶路，就让我碰上了，而且碰上的八人中竟全都是大藏寺的僧人，并没有一位来自他寺的同伴。这八位僧人，由大藏寺往拉萨已多年，他们离寺时我还未登座成为法台，所以我们互未见过。其中一位长老僧人以家乡方言问我：「你知道新法台祈竹仁宝哲的消息吗？」，我当时不知为何竟不欲回应。他又再追问我的生地，我一一作答，僧人便说：「如果你真的来自霞渡村，不可能不认识祈竹仁宝哲！」，我还是否认了。众僧人又再说：「我们听到消息说新祈竹仁宝哲将会到拉萨，但一直没接到人，你一定知道这消息吧？」，我还是支吾以对，未肯承认身份。最后，一位僧人说：「新的祈竹仁宝哲是村中著名的美人达西拉姆的儿子，你真的不知道祈竹法台吗？」，我这时才讪讪地回答：「我便是达西拉姆的儿子︰︰」。我这话才出口，一众僧人在黑暗中实时扑倒地上，向我这个此时貌似乞丐的人顶礼，然后便七手八脚地卸下了我与舅舅的背负行装，各僧人分别肩负了行李，又恭敬地参扶我下山。在我的一生中，曾多次明显受到护法的加持庇荫及在冥冥中为我安排妥当，这戏剧性的一幕正是其中的一次。 在第二天，同乡僧人带我朝圣大昭寺。大昭寺供奉由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一尊释迦太子等身像。这尊佛像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一尊佛像，西藏有一句老话说：「天下最惨的损失，莫过于走了八十座山，又过了八十条河，最后却没看到大昭寺佛像！」。所以在传统上，凡外地藏人到达拉萨的第一件事，便是先要去大昭寺礼佛，然后才进行其它活动。在佛前，我先是为我的老马祈愿，然后才为双亲祈求，最后则为众生祈求安乐及祈愿自己能光大宗喀巴大师之宗门。在同一天中，我们也去了小昭寺及布达拉宫，因为在同一天中朝礼这三寺的释迦佛，是西藏人认为最是殊胜的机缘。在色拉寺中，我被安排洗浴及缝制新僧袍，半年来未剃过的头发也从新剃去了。由于半年来的徒步行走，我十只脚趾上的脚甲已磨至脱落，这时候才得到疗理敷药。 在清洁过后，我披上新净的僧袍，被引至色拉寺方丈及铁棒师(管僧人风纪的长者)处拜见及登记入学。在三天后，我入城探访了一路上曾对我照顾的同行商旅，然后便正式入学色拉寺，成为八千多个学僧中的一份子。这时候，我身上的盘川早已用光，心中想：「现在我终于到了色拉寺求学。家乡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定，今生中我恐怕是永不能返乡了！」。此时的我，心中很是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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