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到西方弘法

在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往澳洲弘法的簽證。沒多久後（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坐飛機遠赴這片我在概念中完全沒有認識的土地。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飛機，但我的心情卻並非緊張，也談不上有甚麼興奮。

在澳洲雪梨，我再次見到幾年來一直供養我，又曾在印度碰過兩面之年青施主格頓。他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居住，離雪梨只不過二小時車程。我們的會面十分愉快。作為一個受供的僧人，我對這位年青小施主格頓有感激的情緒。作為一位年長的僧人，我同時也很欣賞這個年青人對佛教的熱心。

澳洲這個西方國家的佛教發展，並非如我想像中之差。在雪梨，不但藏傳佛教的四個主流派別各有道場，其他漢傳佛教、日本佛教及南傳宗派也各有其信眾及中心。

我應邀弘法的道場，位於雪梨的一個小社區中，平時有一個洋僧及幾個信佛的洋人居住在內，在說法時則有幾十個對佛法有興趣的西人來聽講。

在起初到達時，我感到像年青時初到拉薩的情況，不單在生活習慣上難以適應，同時還因不懂英語而覺得自己像個啞巴似的。在飲食方面，澳洲的食物倒可說是極好，我並未感到有甚麼適應不來的情況。

在雪梨的六個月間，我每週授課兩、三座，教的內容包括︽菩提道次第廣論︾等，由我的摯友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公子濤石仁寶哲（他也是印度色拉寺的僧人）翻譯為英語。

我與雪梨的洋弟子談不上有太親厚的感情，也沒有太多的交流。在我的心中，我自視為一個過客，只儘能力教授一下佛法，對於洋人聽眾是否能得益，我抱懷疑的態度。終究來說，雙方的文化背景差天共地，他們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不易轉化。也因為這個原因，我在這期間也從未生出要學好英語的決心。

雪梨的這間佛法中心，有一個洋僧人。當時我的佛法講座聽眾數目不太穩定，有時會有幾十人來，有時卻只有幾個人到場。這洋僧看到了此現像，感到很氣餒，我安慰他說：「拉薩曾經有一位大師，一片苦心地準備傳授︽甘珠爾︾的整套傳承。在三年中，他有時在山上教授，有時在河邊講課。開始時有許多人聞法，但最後卻發現三年來把全部教授聽齊了的弟子只有一人！我們弘法的人，儘心力即可，對成果不必介懷，這是聽者的因緣，並非我們所能主宰！」。

在這半年中，我從旁觀察，對洋人的心態也有了一定的瞭解。洋人的物質生活十分豐裕，一切所需都不缺少，政府又有完善的社會福利，所以他們從不需為生活而操心。然而，他們的心靈卻十分空虛，心中感到不滿足，所以在西方社會中有極多患精神病及自殺的人。這剛剛與西藏人相反。西藏人物質生活條件可說極差（但其實我在西藏時，由於沒有比較，倒不太覺得如此），但心靈卻十分充實滿足。由此可以印證佛陀的教法 ｜ 物質享受的確並非達致快樂之道，只有心靈的滿足才是趨向快樂的正確路向。在學佛方面，洋人的態度與亞洲人也截然不同。洋人對佛法，抱的大多是好奇及研究的心態，對聽課及學習理論他們十分熱衷，但說到修行方面，他們卻大多提不起興趣，甚至在求受灌頂傳法後，對灌頂後必須遵守的誓戒亦往往置諸不理。在聽課時，洋人大多喜歡聽新的、深妙的哲理，而不願先打好基礎的理論底子。我們西藏人，一般都是以傳法的法師意見為重，由法師視乎聽課者的程度及需要而應機說法。在西方，卻常見令我感到到很痛心的情況，講法的法師往往會被要求說一些能保證出席率的內容，而並不是被請求說對聽者最有利益的環節。

西方的佛法中心，還有一種令我反感的做法，對聞法者索取門卷費用，就像是電影院憑票入場似的。從這些中心的主持人角度來說，他們的確也有苦衷。在西方，來聽課的洋人大多並沒有捐錢資助弘法中心的習慣，但一間弘法中心卻的確有電費、租金、水費、法師飲食等支出必須支付，否則就只好關閉中心，佛法也弘不下去了。洋人對收費聽課倒並不介意，反而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十分樂意付門票，但在此之上卻不會多捐一毛錢。由於西方國家中的一些邪教及新興宗教大多採取免費入場的做法，佛法中心若不收費，有時反而會被人誤以為是邪教，令人啼笑皆非！以上所說的收費情況，我作為一個思想老派的僧人，實在不能認同，但在當地的實際情況下，我也的確提不出更佳的解決方法。在只有西人參加的弘法中心，這種令我反感的做法也可行，中心勉強能維持下去，聽眾也不覺得付費學法有甚麼問題，反倒只有我這個作客的講師感到不安。有些其他的弘法中心，既有洋人參加，同時也有漢人及越南人參加，情況便變得進退維谷了。亞洲人對聽法要收費的制度感到難以接受，反而樂於在不收費情況下捐助比門票款額更高的自願捐款。但如果採用這種自願制度，洋人卻一就是毫不捐獻而令中心難以維持下去，或就是因為把這中心誤視為同樣不收費的新興宗教而索性不來。

對洋人弘法，與在亞洲弘法很是不同。很多洋人對佛法都抱研究及好奇的心態來聽法，他們並不一定是三寶弟子。別說其他，就先說說法前的一些傳統，例如聞法者應對說法者恭敬頂禮三次才坐下聞法的佛教傳統，很多聽者便就不願依循。這種傳統其實是對佛法的尊重表現，但在西方往往卻被視為一種個人崇拜，頗為洋人所介意。在說及敬師、孝順父母及因果業力時，洋人往往也感到不易接受。他們對聞法很多時只視為聆聽演講，並不生出尊敬的心，純粹只是學問的累積。對於師長，他們並不認為應該尊敬依止，反倒有時會視師長為他們所開辦的弘法中心之僱員，動不動便把合約（由於申請簽證，往西方弘法者必須簽署應聘的員工合約）取出來對質，自視為說法者的「老闆」。但我心想，佛法在西方終究只是剛剛開始弘揚，很多在佛法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事情，或許必須經過一段長時間才可以被正確接受吧！對洋人弘法，由於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不少人在聽法多年後也不能踏出完全依止三寶的一步。在他們的心中，去聽一聽佛法是不錯的，其理論也似乎合理可信，但要成為一個「佛教徒」卻是另一回事，他們心中始終有一重文化上的障礙不易打破。但也有另一種西人，他們在形式上刻意模仿西藏人的生活習慣，穿得像個半藏半洋的怪模樣，但他們心况面卻往往沒有佛法的「味道」。這一種外在上的模仿，實在並無意義。他們所學的只不過是西藏的文化及佛教的外在形式，並沒有得到藏傳佛教的精神。

在雪梨的期間，由於中國大陸的逐步開放，我收到了不少家書。家鄉的人都希望我早日回鄉恢復大藏寺及重弘因政治變動而近乎中斷了的佛法。由於幾十年來的政治情況，不少年青的鄉人來信都寫我看不懂的漢文，藏文反倒寫不來。收到這些家書後，我雖對內地的最新政策情況不太瞭解，心中卻幵實興起了自一九八三年開始萌生、重建大藏寺的決心。在這期間，我又收到了來自德國的惡耗，知道我多年來的年老女施主家遭賊劫，她被殺害身亡。在此以後，我常常憶念這個異國施主對我的大恩大德。

有一天，一個叫林聰的年青漢族僑生登門來訪。這個年青人生於香港，對佛法的追求有濃厚的興趣及渴求，但卻並未皈依三寶。當時正在大學上課的這位年青人，對我的第一個提問是：「我怎樣才能培養出對眾生的無私愛心？」。我在雪梨當時已住了近半年，覺得洋人都只喜歡提問一些深奧而哲學性的辯題，從沒一個人提出這樣的基本而有志向之問題。我深感與這位年青人的初次會面很吉祥，他的提問正顯示了他對真理的熱切追求，令我心中很是歡喜。在會面的幾個小時中，他提出了幾條很好的問題，我又趁機會叫他為我翻了幾十封以漢文書寫的家鄉來信，一一作了漢文的回覆。他在會面的尾聲，向我提出了求受觀音灌頂的請求。我向他解釋：「灌頂是一種對師徒雙方都影響深遠的誓約，師徒雙方一般必須互相觀察多年才可進行。你儘可多來信交流，灌頂之事日後才說吧！」。在他走後，我思前想後，覺得與這年青人或許有點宿世因緣，便叫人致電叫他翌日再來。在第二天，我特別為他舉行了觀音灌頂及授予三皈依。自此以後，林聰便成為了我的親近弟子，雙方關係親如父子一般。

林聰為人勤奮聰明，對我的教誡學習得很快，而且工作能力極強。在後來的發展中，他成為了我的左右手，從日常瑣事、說法翻譯、弘法行程安排乃至後來重建大藏寺的事上，他都一一忠心地辦妥，身份就如西藏傳統中轉世者府第管家一般。在後來眾多的弟子中，也只有這位弟子能完全聽懂我的憋扭英語(基本上是洋人完全聽不懂的「英語」)，而且完全明白我的內心。在師徒關係方面，林聰可說是一個不錯的弟子。他被我罵時從來不感委屈，在代表我辦事時受到挫折也不曾抱怨。我在一九八九年至今，陸續在澳洲、加拿大及東南亞創立了一些弘法中心及慈善基金會，這些大多是林聰直接或間接的功勞。在重建寺院方面，他多次代表我往川北藏區觀察工程，對寺院重建功不可沒，深受我鄉人的愛戴及敬重，我的家人把他視為家族成員之一。他對大藏寺發展的關心程度及工程的細節之熟知，或許比我還來得深！在攝受了林聰這個日後對我影響極深之弟子後不久，我便移居澳洲的另一大城市布里斯本弘法。本來在雪梨弘法半年後，我對在西方弘法沒抱太多的希望，更曾一度向邀請我赴澳洲的路敦長老請辭要回印度，但長老力勸我繼續留澳講學，我才勉為其難地答應前赴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

布里斯本屬於熱帶天氣，與印度某些省份的氣候有點相像。這况的生活節奏比雪梨悠閒得多，人也比較親切和善。我居住在路敦長老駐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其環境及情況與雪梨中心差不多。

我在布里斯本的日子比雪梨開心，在此中心傳授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印度寂天大師所著之《入菩薩行論》、大威德金剛灌頂及全部傳承講解等。《大威德密續》本屬無上瑜伽密法，並不普遍公開傳授，但基於布里斯本中心弟子是路敦長老的多年弟子，與長老早有較密切的師徒關係之原因，我才未經傳統的多年觀察弟子而代長老傳法。在這次灌頂時，在雪梨攝受的弟子林聰特意飛來參加，還帶來了一位與他年齡相仿的香港朋友同受灌頂。這香港年青人後來也成為了我的一位較重要弟子，他在移民加拿大後，在當地為我創立了溫哥華弘法中心。

在布里斯本期間，我在白天不講經時，便與中心內的貓、狗作伴，天天在附近海邊散步，生活倒算悠閒從容。林聰在這段期間中多次由雪梨來訪，我們兩師徒常結伴散步聊天，雙方間的認識及感情增進了許多。在其他弟子中，有一位洋女人瑪麗莎與我較親近，她後來助我創立了駐在布里斯本的道場。在眾多的西人徒弟中，這位女弟子與我的關係是最接近傳統中之師徒關係的了，其他人與我之間只是半像施主、半像朋友的關係，難稱為真正的弟子。

在布里斯本弘法一年多後，我又到了路敦長老駐西澳洲柏斯的中心。在這况的洋僧人對我很尊敬（在我後來離開澳洲時，他淚如雨下如同與親人分離一般）。柏斯中心的弘法事務不太繁忙，所以我便天天種花及打理中心的花園。中心的人都怕我操勞而叫我不需打理園藝，但我卻頗為享受這種活動。

在柏斯，我遇上了一個馬來西亞華僑吳明蕾。她本來學習藏傳薩迦派教法，家庭生活並不太愉快。在我認識她後不久，她便成為了我較親的弟子之一，心情也逐漸開朗起來。這個弟子後來創辦了我駐柏斯的弘法道場，並在東南亞弘法事業上，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助緣。她的兩個兒子及妹妹，後來也陸續與我建立起密切的師徒關係。在這段期間，我與一位天主教神父建立了友情，後來雙方成為了極好的朋友。

在一九八九年，我在澳洲已住了兩年半，心中仍未曾以此國家為自己的歸屬，於是便再度向路敦長老請辭，當時本意是想經印度回鄉的。在長老應允了以後，我到了坎培拉向年青施主格頓告別。雪梨的林聰本來要到坎培拉向我道別，但因為他大學考試在即，我便改變行程到雪梨與他會面，住上了幾天。在這幾天中，林聰引見了多位漢人，我也應邀為他們傳了許多法門。此時候，他們當中幾個年青人求我日後回澳弘法，我不置可否，但心中感到與漢人似乎有點緣份，想日後再看情況才決定，本來心想永不會再回澳洲的念頭開始動搖了。

在離開澳洲以前，我又與幾位僧人為一群年青洋人舉行了授僧戒儀式。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為白人剃度，心中很高興見到佛法之西漸。

回到印度色拉寺後不久（一九八九年藏曆六月初四佛陀初轉法輪紀念日），我的好友赤巴仁寶哲突然圓寂了。仁寶哲是比我年輕的一位高僧。在他圓寂後，我們在代理其遺產時，發現仁寶哲一生中雖收到極多供養，卻把它們全再布施了出去，自己私存的錢財原來幾乎不夠吃一、兩頓飯。一些年青的僧人，對仁寶哲的這種德行都十分敬重。在代理仁寶哲的後事時，我把平生的積蓄全數供養了出來支付各種支出，本來準備用作回鄉的盤川都用光了，才被迫打消了回鄉的想法。在這期間，澳洲的華僑弟子林聰等不斷來信請求我回去，最後我便答允了他們的要求。

在回澳途中，我遇上了一些波折。途經泰國時，我因為沒有澳洲的入境許可，即使仍持有效的簽證也被拒上飛機而滯留曼谷。這時我的身上只有少許零錢，在語言溝通上也有問題(我不懂泰語，遇上的人大多不懂英語，懂英語的人卻聽不懂我的「英語」)。幸而泰國人不愧為佛化國家人民，他們對僧人的尊敬絕對不比西藏人低。一些陌生人在與我互相溝通不來的情況下，仍然為我提供了種種方便。在滯留後，我轉回印度辦手續，後又再飛往澳洲。

由於途中的波折，雪梨的漢人弟子都十分焦急。他們一方面不知班機到站時間日期及途經何國，另一方面又擔心我不諳英語及身無分文。他們輪流在雪梨機場值班枯等，最後才把我接到了，為我安排在一間小屋中居住。

此後，我便在這小屋中創立了第一間佛教顯密研修院。弘法及居住的地方雖然簡陋，但這都是由一些苦學生省食省用供養的，所以我對他們學法的熱情十分欣賞感動。

在後來的幾年中，我的弟子由最初的幾位漢族僑生發展至一批華僑，也有好些洋人來聞法學習。林聰在兼顧大學學業及兼職工作之餘，還打點中心的一切事務，為弘法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柏斯、布里斯本、達爾文、藍山及露莎幾個地方，陸續有分院相續成立，其中有些以華人為主，其他的仍多為白人弟子社群，我也漸漸地開始有以澳洲為家的歸屬感(事實上，僧人本應是沒有「家」的人)。

與我在我首次訪澳時早已結交的天主教高倫神父，在此期間與我建立了更深的友情。高倫神父經常來探訪我，談的有時是社會文化、東西方宗教思想及比較等等，每次見面雙方都感到很投契。神父比我年輕十五年左右，但他對東方思想及文化認識極深，對西方文學等也有極高造詣，把我的見識拉闊了許多。我的一生中，師長及弟子都不少，但平輩論交的友人卻不多。高倫神父可說是我少數的平輩好友之一，而且是我唯一的一位異教及異族又真正交心的朋友。他對宗教及真理的追求十分熱切，但卻同時抱幵開放的態度，對佛法也有深入研究及很深的尊重。對異教的領袖人物，神父同樣尊重，並且視為同道而只是存小異的法友。他遇上困難時，往往也要求我代為祈禱，甚至連他的天主教唸珠(編者註：稱為「玫瑰珠」)也交我代為加持後方啟用。在雙方交往中，我向他學了不少西方神學的認識，對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理解。神父又多次邀我到他的修院講課，在記憶中我一共去了他的修院三次。

高倫神父所屬修院距柏斯一段車程，有極悠久的歷史，佔地五百公畝，其上蓄養了一千隻上下的綿羊。在我每次到訪修院時，院中一眾二十多位神父都會熱情招待，給我的感覺就如身處佛教寺院一樣。這些神父所屬的天主教分派，屬於紀律極嚴的一支，發願終生過貧困的物質生活，但他們的面上都掛幵笑容。高倫神父在修院中，可說是較年青的一位。其他神父大多垂老，穿幵中世紀式的黑色長道袍，看起來有點像佛教中的羅漢。最難得的是，他們都視我為來自遠方的一位同道，邀請我為他們說法。我在修院中講了幾座佛法中的禪定修持方法，也談及了西藏寺院中的傳統及生活介紹。他們聽得很入神，事後紛紛問及禪定修持的種種，認為這正是與他們的信仰既不衝突、更有補足之用的教法。為了體驗異教僧人的生活，我在修院中與他們共渡了幾天，其間跟隨神父們的日常生活規律作息。這間修院內部亦十分大，顯得有點深沉神秘。在每天早上，一位神父負責搖鈴喚更，大家便相繼起床用茶，這基本上與我們西藏寺院的傳統一樣。在八時左右，全體便魚貫上殿誦經。神父們誦他們天主教的經文，我則唸我的日常功課。在頂禮時，他們行半跪拜禮，我也跟幵做，但雙方心中的皈依對像自然是不同的。在這殿中，時間仿彿停頓了，運作的只有一群修行人的心靈活動，再沒有種族間及宗教間的分歧及衝突。我這個來自西藏的紅色僧人，混在一群黑袍神父中，共同誦經及頂禮，大家心中的信仰雖各有不同，但氣氛卻異常地和諧。在上殿時我注意到雙方顯著不同的一點是藏僧必須背誦經文，而天主教僧人則並無背經的傳統，單單兩頁經文也要照書逐個字讀誦。在十一點左右，是另一次的上殿，然後便用午餐，飯後吃水果等點心。在飯後，神父多會飲少許餐酒，但我由於戒律的不同，在這方面當然並未隨俗。在黃昏，神父要作一天中的第三次禱求，然後便各自學習，或有些人會彈結他鬆弛一下，這些活動我都隨眾參加了。

在三次交流後，我與這些神父都成為了好朋友。同時，我也深深地體會到即使信仰不同的人，一樣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學習，這種交流能成為世界和平的基礎。在與異教的交流中，只要雙方存幵互相尊敬的心理，而非仇恨敵視或競爭的心理，便不難成為真正的朋友。世界上的戰爭，不少便源於宗教上的分歧。如果各宗教中口口聲聲說善、說包容的神職人員互相之間也不能同處並存，其所佈教的內容始終也只是掛在口邊的偽善。我作為一個佛教僧人，心中當然以佛法為真理。但眾生的數目無數及根器因緣各異，我們斷不應強逼他人只許依循自己認同的真理。只要是提倡愛心及善心的宗教，我認為我們理應尊敬及包容。一切的宗教紛爭其實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都違反了它們本身的教義。

在我掛單於天主教修院及講學後，當地的天主教單位也很贊同這種良性交流。在一份天主教報章中，登出了我的照片及報導我的到訪，其標題「來自不同『派別』的修士到訪」正表現了宗教間的互相認同。

後來的日子中，除了儘力弘揚佛法外，我也多次參與了類似上述的宗教交流，其中一次是藏傳佛教僧人以傳統的砂壇城繪製藝術，在天主教教堂內繪造具天主教色彩的壇城；另一次是天主教及佛教僧人同場表演各自傳統中的經文唱誦。此外，曾經有一次有一對男女要結婚，男方是基督教徒，女方是佛教徒，甚具包容心的牧師邀請我在教堂中共同主持婚禮，同時照顧了這兩位新人的宗教信仰。在每次到陌生地區創辦弘法中心時，我的天主教神父友人都會致信予當地的地區，要求教區內的人員看看有沒有能幫上忙的地方。在這些交流中，不少參與者都流下了感動的眼淚，深深感到了一個清楚的事實 ｜ 只要大家放開人為的分別心，一個和諧的世界馬上便能出現在面前。